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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七二章、公仆良心

书名:红官印 作者:大话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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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七二章、公仆良心

在省公安厅肖子鑫的指示和下属刑警总队有关专家组的指导下,经过一系列艰苦努力,这起轰动一时的市委书记灭门大案终于水落石出!而其背后的惊心动魄及其作案深层次原因,就连听取有关方面汇报的厅长肖子鑫心里都感到暗暗吃惊!肖子鑫,是真正从基层县直机关一步步走上来的高层领导了,他虽然对案件本身和重大犯罪嫌疑人非常愤恨,但他心里同时也为他们——特别是罗书记一直器重、信赖、跟随了他十几年的贴身秘书策划并亲自出马参与制造了这样一起惊人之举大感困惑!

他也是秘书出身啊——不过,出于对当今社会的官场经验和对程贵阳本人个性、正直的材料来看……说实话,他也非常理解此人在享受权力和衣食无忧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这样干……

此人显然是正如他自己交待的那样,并非是为了自己。民众对富豪或权势者的情绪,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仇恨,对那些凭借自己的才能、以正当途径致富或走上领导岗位的人,尤其那些能为老百姓说话办事的人,人们心存敬重。

同理,老百姓对待官员的情绪也一样。他们不可能全面地反映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但是它却在无形中制造一种社会共识、激发一种社会情绪,鼓励一种社会价值。

但是官员——如市委书记罗守道却不能给人什么鼓舞,甚至很难获得民间正面的评价。或许有人愿意勉强地承认他具有善用时世的才能,但是很少有人会给出诚恳的敬意。

人们对手握重权者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一种心意难平的情绪。仅以滨江市的房地产为例,一方面,罗守道招商引资让这个城市不可思议地迅速繁荣起来,高楼大厦一幢接一幢令人难以置信地建立起来,一方面,市府和官商的高房价导致民怨载道,许多人并不细究原因究竟,简单直接地将愤怒发泄到房地产商头上。

罗守道书记和其儿子阎守东及其地产商人的名声本就不好,高踞当地富豪榜更做实了他们暴敛财富的恶名。与本市电器零售业、造纸业以及it业比起来,房地产行业无疑距离市委和政府的优惠政策明显更近。

实际上,在对民间开放的行业里,房地产业是与政府、尤其是地方一些实权人物联系最紧密的行业。这个行业在滨江市像其他地方一样经历了初期的竞争,正在逐步趋向寡头化,这也是当地大小地产业巨富云集的原因之一。

然而,不管是在竞争淘汰的过程中、还是在目前的行业运营中,企业与市委、政府的关系都是其成败的关键因素。房地产可能并不是滨江市最不透明的行业,在人们心怀怨恨的猜想中,许多问题充满了背后交易——一种不道德的致富方式,怎么可能得到敬重?一种百姓难以复制的致富方式,怎么可能激励人心?

……

这是一场等待大结局的侦查。

尽管审讯工作已经基本结束,程贵阳、吴荣贵、向左志三人对他们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也供认不讳,但是,上面这些话,有许多都是作为主要办案人刘海洋和审讯者张铁山第一次听到。

公正地讲,人们的道德指责中,包含了泄愤的动因,并且几乎是故意地忽视了市委书记罗守道和市委、市政府对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

但是,程贵阳这些话的意义在于此,提供内情之余,它简单明了地向包括女记者在内的人们指示出,在哪些部门、哪些行业、以何种手段、凭借何种素质,最容易致富,对老百姓的问题最不容易动心。

如果这种情绪真的让一些人成为最受追捧的暴力事件代表,让人们——尤其是网络上那些喜欢暴力事件的网友们真的像热爱“英雄”一样追捧“杀富济贫”、“怒杀贪官”的程贵阳、吴荣贵、向左志……

那么只能说,我们的社会价值出了更大的问题。

罗守道在他的超豪华别墅里运筹帷幄,翻云覆雨,操纵全市各项工作于股掌之间,与不同心腹综论时局,指点江山,拥有3—7套住房的关键部门领导则在高级饭店与企业集团老总们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之间,新的财富唾手而得。

这一切,令曾经陪同市委书记十几年的秘书程贵阳一次又一次大开眼界。另一方面,为了让孩子完成学业,许多父兄母女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以前,每次程贵阳看到电视上工地或流水线上那些“父亲”、“母亲”或兄弟姐妹弓着腰背负的重物,聚精会神汗流满面的女工们就觉得非常郁闷和心酸。而当满面沧桑的父母看到女儿成绩单上的“优”而露出的欣慰的笑容和懂事的孩子发誓要努力读书以回报父母时,自己身旁的妻女早已泪流满面。

一个久久难忘的镜头是: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让母亲举步艰难,如果生活还有希望,谁愿意抛开孩子到千里万里之外打工?去挣那可怜又难以到手的血汗钱呢?又一个家庭就这样被分开了……

每次让人心痛的同时总是给程贵阳留下无尽的反思。不知道市委书记罗守道还要造多少孽。但在他身边,过多地思考敏感和意识形态问题,恐怕是给秘书处和程贵阳自己添麻烦。

即使是揭露贪污腐败,本地区新闻也已经多次被“批评”过了。所以,程贵阳只能选择辞职,离开那么多人羡慕的工作,回家自由式写作。

可是这并没有丝毫减轻他心中的痛苦,每当看到电视节目上或市委门前那些满怀渴求哭诉的人们,他还是会无法平静自己的心灵……

下手前,也就是程贵阳当秘书的十几年来从不多涉及敏感问题,只想说他应该说的话,但罗守道以及“有关部门”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对战友、下岗工人和百姓的呼声置若罔闻。他最怨怼的是不知道罗守道和“有关部门”还有一点“公仆”的良心没有?

在决心辞职的最后一段时间,程贵阳在省委党校学习的时候,《建设天朝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必修课。以中**史为研究方向的授课老师在照本宣科之余,常常抛开教材给学员讲解一些“和教材所述不一样的现实”,不过最后总是强调:“考试的时候,以教材为准啊,以教材为准”。

省委书记视察滨江市之时,赞扬了邻市在小城镇建设及开发资源方面的成绩,可以算是一个肯定。不过几天后战友就在电话中听程贵阳说罗守道对邻市“玩花样,假大空”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和揭露”。

不久以前,另一地区的专题纪录片介绍了新农村经济改革时,面对保守思想的顽强阻击,为攻下部分群众的思想堡垒,派出大量工作队,花了20多天时间,工作艰巨。不知罗守道或者罗书记是不是也想效仿,把此战绩也拉到滨江自己的头上。

在政绩上造假,和罗守道在自己的学历上造假的根源是部分相关联的。本来只有初中文化的罗守道,现在的学历是“研究生”,“造假”或许已经渗透到了这个一方主宰者的骨子里,对此中央的红头文件、精神、政策及其法律法规等又能如何?

罗守道希望籍此再上一层楼。

程贵阳感到绝望。

※※※赵小鬼儿的事情发生半年后,已经不是市委书记秘书的程贵阳,为帮助战友曾经给自己的“恩人”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罗书记:您好!

很久未去看您了,很想念。“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一执政理念一直在感动着所有的滨江百姓,我们对您充满了无限的期待,我们也坚信“顺应**”也是您始终不渝的执政目的。但近期,一些事情如我的战友赵吉林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使我对您有些困惑。

据我所知,赵吉林举报您并没有受人指使,也与任天辉个人无关,更无被金钱收买诽谤您之嫌。我们是一个战壕里走出的战友,我可以用对您十二年的忠诚保证:您错怪了他,应该给他道歉,过问一下,不要再非法对待一个为共和国作出牺牲的老兵了。

一些话,我不能直说,也说不透彻,怕您生气。就绕个弯子。

作家韩少功说,陈寅恪、钱穆等史学家可以对语言学界很多主流性说法摇头,文学家就只能紧跟和拥护这些说法么?当今非西方的各种本土经验需要突破遮蔽,需要合身的理论描述。即便在西方,经过几个世纪以来对逻各斯主义传统的反思,现代科学成果和现代人文成果大量涌现,理性至上主义、逻辑至上主义、语法至上主义(语法是理性与逻辑在语言中的体现)等等神位已经动摇。很多学术成规,包括语言学的成规,不再自动有效。

可惜的是,诸多新思想新营养倒是一直被某些“语言学家”拒之门外。我跟了您十几年,却一直不懂官方语言和政治,这些话我刚好看到,您可能认为风马牛不相及,但我认为道理相通,许多学问意义是一样的。

您是市委主要领导,他是普通百姓,我想起可能就像您以前曾说过的“专业外人士谈专业问题免不了要被专业人士笑”,又说“外行领导内行也请虚心、慎重”一样,这都是有益的提醒。就像不懂语言学一样,我这个给您当了十几年秘书的小说家一直不懂政治,并没有想要“领导”您,更知道像这样的提醒不可能短期内与您形成共识,谁都不可能轻易说服对方。

但罗书记,如果您多看看中外语言学界的情况,就可知道主流并不代表都是正确,而且您面对着一个行内和行外大大的“他们”,不光是赵吉林和我几个“外行”。

所以您对待举报应冷静说理,对百姓的事应放在以上,应尊重不管是不是同行的一切对手,不必一口恶气撒到您大为不屑的“诽谤者”身上来。

以上拙见,谨供罗书记参考。

据说,罗守道书记看过这封信后顺手扔到一边,他认为“谈语言理论和政界学不该是文学家的义务”,更扯不上诽谤他的赵小鬼儿,这可能过于傲慢。不想当我的秘书了,天天在家写字,只能在语言学家的指挥下有所作为,不可这样无礼指责。

他唯一没有想到,为什么滨江百姓一边享受着城市经济改革带来的成果,一边谈论着滨江市民生的日益腐化,官僚主义的日益严重,发着社会分配不公的牢骚,且时常会出现“一官进监狱,百姓齐高呼”的场面。

程贵阳后来在警方的讯问时称,即使法院认定赵吉林举报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也未必就可以裁决其构成了诽谤罪。因为此案中被指“诽谤”的对象是特殊人物,即政府官员。

即使是公民对市委书记的批评不符合事实,也不构成诽谤罪,公民对官员的批评并不以“真实性”作为衡量其是否构成诽谤罪之准则。一个有效的、有作为的领导,如果认为公民批评得恰当,那么就应该及时纠正自己的不当行为;如果认为公民批评得不当,那么就应该及时出来释疑,而不是通过公权力下的暴力手段将公民拘捕,甚至残酷无情地迫害。

这一点,他尤感气愤。

因为他认为如果不是赵吉林命大的话,他跟自己一样无法从战场上活着回到家乡。如果不是战友命大,他可能也就无法从昏暗的牢房里活着走出来。

后来有一次跟赵吉林在一起喝酒,谈起举报后的种种遭遇,程贵阳听了不禁令人潸然泪下。三个多小时的交谈赵吉林介绍了自己被抓被打被关的所有经历,说到那次大便被打得拉在裤档里,不禁痛哭失声,让他觉得非常郁闷和心酸。

而当满面沧桑的父亲看到女儿成绩单上的“优”而露出的欣慰的笑容和懂事的女儿发誓要努力读书,争取将来当上大官以回报父兄时,身旁的妻子早已泪流满面。那时候,赵小鬼儿还在到处**告状,将来是死是活能不能找回一个说法还不知道。

最后程贵阳摇摇晃晃抹泪回家。

赵吉林父女在大门外洒泪道别之场景,及他妻子的哭诉恐怕让当时的程贵阳久久难忘:“孩子欲罢不能的哭声让我举步艰难,又一个家庭就这样被折腾得快散了……”。

突然想起另一个老军人曾经满怀希望、又不抱任何希望前来找他帮忙的情景,诉说儿子为到七哥的夜总会找女儿被打成重伤后来死亡、高血压的祖母为了给患性病的孙女治疗,到市委门前哭诉,受伤弯曲的胳膊、衣衫褴褛的孙子、因思念儿子(爸爸)而哭成一团的那家人、以及一连几天在清晨的薄雾中诉说孙女最终因性病死去,尸体在哪里都找不到,等待罗书记上班的无奈的背影给人留下的强烈震憾。

每次让他心痛的同时总是给他留下无尽的反思。

那时候,程贵阳只想说服自己曾经为之忠诚服务过的主要领导以及“有关部门”的所作所为,过问一下有关问题,但得到的反应简直就是对百姓的呼声置若罔闻。

不知道这个人和“有关部门”还有一点公仆的良心没有?程贵阳不是没有记者的洞察力,只是没有那种勇气和果敢而已。

他送给了罗守道一颗子弹。

当然,故事并未至此结束。

无疑,国家也将送他一颗子弹,以平民愤。

……

整个审讯过程中,程贵阳常常走神,有可能像所有罪犯一样,想发现自己的能力。他过去写的那些小说全是瞎编的,而眼前这一切却是真实的。他体会到什么叫审讯,就像当年体会到什么叫上战场一样,真实仍然无法阻止他陷入幻觉,好像思想又回到了十几年前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那个哨位的洞口被敌人的炮弹炸塌了,需要休整。程贵阳怕新兵出意外,自己早早地起来在哨位前第六百七三章、血酬之恨

程贵阳第一次听这首《曲终人散》是在部队刚复员那一年,正在经历一场爱情,纯遭遇战,不讲战略只讲战术的那种,打的时候无比过瘾但打完了全盘溃败的那种;又面临着多年的军旅生涯结束,茫然无措,仓皇离开了,狼狈,其实还是舍不得。

回家那天晚上他在客厅的大沙发里正襟危坐着,后来不知不觉就趴在了沙发上,听一个叫张宇的男人唱了这个《曲终人散》,后来他又爬起来正襟危坐着,来来回回听他唱,歌词真刺耳:

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

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

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

出事前几天,这种情景重新发生了一次。

在罗守道身边工作,程贵阳可以从中看到特有的高级官僚化后的奇特脸谱。市委书记,或被尊为“党政一把手”,或被称为“父母官”,都有准确的定位。

问题是有些人混上或一混上这个程度,就开始霸道了。天天有改善,年年有进步,最常见的是以自己可怜的见识为尺度,把一切与自己的尺度不符的言行宣布为不服从组织的异己分子,等而下之的则肆意排挤压制,打击别人,甚至冀图把自己不喜欢的人送进监狱。

目的都是把自己打扮成关注民生、关注廉政、关注和谐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实则谄媚上级,愚弄百姓,欺凌弱者,哗众取宠,谋取私利。

这样的人居然还以总书记的“****”典范自居。

初时,程贵阳觉得太滑稽。

久了,变成厌恶憎恨。

贪官污吏任何时候都有,任何人一旦长期于一地掌权都可能走形。自己的一切都是对的,有谁敢说半个不字都有对抗领导嫌疑。引人深思的不是这些做法的离奇,而是为什么时至今日这些霸道行径、狂热言论还有那么大的市场?

这样的人多都以国家民族大义的化身自居。他们忘了古代天朝就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传统,也应该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一感动着所有百姓的执政理念面前悔改。

市民对他曾经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市民也坚信“顺应**”应该是他始终不渝的执政目的。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对权力高调的执迷,让他没有摆脱一着权在手,“老子天下第一”、“顺者昌”的老大心态。

维护法治,维护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公民自由,是现代人类的基本道德。这是从千百万天朝人的血泪中总结出来的不能退让的底线。离开这条底线谈什么“国家利益”、“民族大义”,非愚则诬。

一个权高位重、不负责任、没有思想、不懂**的市委书记,如果沉迷这一套,不敢正视自身的弱点,不能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失,是非功过不敢任由人们去评说,在维护市委尊严的藉口下,实际表露的是政治上缺乏自信,为官素质尚待确立。

不论处于逆境还是顺境,这种人只能或是狂暴,或是沉沦。老百姓受够了这种痛苦。扯出发展经济的大旗,既得利益集团可以为所欲为,谁若敢有异议,他身边的人会出来充当各种免费打手。

罗守道不死,不知是党的损失,还是市民的不幸。

程贵阳就陷入了这个泥淖。

※※※一个有血有肉,主要靠嗅觉和常识围绕在领导左右的人,知道生活中到底哪些看得见的事物让自己堵得慌,让自己明知父老乡亲、战友朋友受损害和受凌辱,却知道这种损害无法被法律量化,被人民看见。

“因为法律女神蒙上了另一只眼。”但靠着嗅觉和常识,在起草讲话和文件中不可以省略那些政治话语的噱头,删掉罗守道的唾液和干燥的激情。也无法清空一堆一堆的统计数据……

他辞职,他变成死囚,则是国家大幸。

行动前那天晚上,程贵阳又一次听这首《曲终人散》,忍不住泪流满面。他除了牢牢记住战场上永远不会再活着走回来的那些战友的名字以外,还记住了张宇这首令人伤感的歌。

张宇唱“这一次跟我彻底分手”,没错。他最后为自己做出跟过去彻底分手的决定,完全的个人决定,再也回不去了,他把当秘书这些年来守口如瓶、小心谨慎和当作家以来的放lang形骸,幼稚,孤独,轻浮、自欺欺人都轰隆隆地扔到了过去的大楼里,跟卸车似的,咣当,卸掉了精神负担也卸掉了生命的欲望。

真难过啊,居然活够了。

无论是审讯期间回答审讯者的讯问,还是后来接受采访回答女记者的提问,程贵阳都几次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叫胡文海,山西晋中人,农民。

下面,不妨看看胡文海在法庭上的陈述(节选):

胡文海:“他们当村支书和村主任时,三年挥霍贪污了至少五百万,三个煤矿让他们卖了两个。我到镇上告状没人管,他们就恨得我不行,就想抬死我。99年6月19号,我到地里浇水,xxx兄弟(其中一个被灭门)借口和我吵架,往我头上劈了三铁锹,我缝了几十针。

要不是头硬早让他们劈死了。村支书派人找我,要出钱私了,我不干。从那时起,我就起了杀心了。本来准备今年三十晚上下手,那时都看春节晚会,能杀干净。6月19号,我把村支书和村会计叫来,让他们写贪污了多少,他们不干,这时外面有警笛声音(路过的警车),村会计就气粗了,指着自己的脑门说‘文海,有本事朝这里打’;我就给他脑门上一枪,把他打死了。他还以为我不敢。”

胡文海:“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我不断地去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从小时侯起的性格,就是仗义执言,敢做敢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

然而,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等企业上交的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可是,我们到那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

我去报案,那些只想着挣工资的人民的公务员,开着30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

胡文海:“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

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

听众席上暴发出热烈的掌声,审判长急忙制止。

在庭下,当记者问胡文海后悔不后悔时,他理直气壮地回答:“不后悔,一点不后悔!就是遗憾,没有把该杀的都杀了。”

胡文海的言论不一定对,但是,这种情绪、这个影响广泛的事件对社会矛盾具有一定代表性和普遍意义。他自己在村里并不穷,这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典型案例。

胡文海在法庭上公开抨击社会不良现象,死到临头时继续坚持自己的信念,无疑是现代社会很突出的一位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暴力代表”。他的自白,没有被法庭采信,但是,这种长期的坚持,对有些事情——比如那些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确实起到了作用。他的作用,为公平社会和公众所尊重,使社会受益。也为法律所不容。

记得,读包括马-加-爵(狱中诗)、邱兴华(狱中文)时的感觉,与读到胡文海上面这些庭审自白一样令人禁不住热泪盈眶,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人,都有一死。一位网友在其文章中说:“看了胡文海那些略显粗糙的大实话,我沉默了很久,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我们那些动辙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大手笔,在这里相形见绌;那些表面上的花哨和噱头,在这里滑稽可笑。我没有去详细了解胡文海说的那些事情是不是真的,但是,由于听到太多官员对百姓疾苦的冷漠,对腐败行为的纵容甚至同流合污,和天朝有些地方老百姓苦难的生活,这让我们不得不相信胡文海陈述的真实性。

如果我们的所见所闻,是真正像他们说得那样,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是真正像他们说得那样,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是真正像他们说得那样,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那么,胡文海说得那些现象,会被我们认为是污蔑和造谣。我多么希望胡文海说的是一堆疯话;是他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无中生有的辩解,然而,现实让我们很难相信这一点。”

“胡文海杀人偿命,从法律的角度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他把贪官们的家属连根拔起,也让我们看到了他残忍的一面。但是,老百姓对贪官污吏的愤怒到了这样一个程度,还是应该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

每个朝代在改朝换代的时候,民愤都是最大的动力。我们从法庭上那热烈的掌声,可以感觉到老百姓对胡文海的除暴安良行为在道义上的声援。我特别欣赏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任何一个朝代,在打江山的时候,都会把民心放在首位,没有民心就没有兵,没有兵就不可能夺权;但是,夺了权以后,又有几朝几代真正关心过民心呢?于是乎,每一个朝代的老百姓都在盼望青天,以为青天已经到了,却发现青天还在前面;于是,一代一代地就这样盼着,青天也成了永远地期盼。”

“应该说”采访时程贵阳在这里停顿了一下,说:“山西杀人犯胡文海的案子对我影响很大。知道那个农民?对,”他见女记者点头,继续道:“就是那个人,他在法庭上的最后一段话让我泪流满面。”

好像是法官问:知道为什么逮你吗?

胡文海:知道,杀了点人。

问:杀了一点?你杀了十四个!

胡文海:不止十四个?

问:那你说多少?

胡文海:我记着是十七个。

问:死了十四个!

胡文海;我不记的还有活的,我都拨拉过,看谁象没死的,就再给两枪。——那就是没杀净。

问:你知道后果吗?

胡文海:(对pol.ice满脸媚笑)知道、知道,我的给人家抵命。

问:后悔不后悔?

胡文海:咋不后悔,有个娃娃不该杀人家,你们一说,才知道人家是串门的。再就是该杀的没杀净。

问:你还想杀谁?

胡文海:就那几家的男人。

问:你为啥杀人家?

胡文海:“没有办法,只能提前动手。……”

……

程贵阳当时就想,这个胡文海为啥呀?他觉得自己整天在市委书记身边忙活得团团转,这些年来其实基本没他马的的干一件正事,更很少干对得起老百姓们的大事!自己的所有付出,不过是为了罗书记个人的享受和威风凛凛充当狗腿子和帮凶而已——这么一想,许多时候他觉得这个人有点像他。法院审判胡文海时,他站的笔直,捧着自辩书大声朗读,就象农村劳模发言。共同受审的还有一个帮他杀人的朋友,胡答辩时说他朋友没有杀人,跟着他是一直劝他不要杀。

这时,控方指出,一个受害者(装死躲过)指证他朋友拿斧子砍过他。胡答辩,我一枪打的他趴在地上,他就再没回头看过。是我捡起斧子砍他的。控方又指出,他朋友拿钳子夹受害者。

胡文海当即辩道:是我拿枪逼他干的。他不夹受害者,我就开枪打他。明目张胆的大包大揽。判胡文海死刑后,退庭时,胡文海逮着一个审过他的干警就握手,边握边说:‘先走一步,先走一步’。那么些人,躲也躲不及他,实是滑稽。

程贵阳说:“记者同志,往大了说,或者高攀一点我也算你半个同行。看到这些,该如何评价胡文海?

从事实上看,他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

但从他在死刑判决仪式上的发言,我们是否应该认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至少行将走上不归路的他不会在最后陈述上还像无处不在的贪官污吏那样信口雌黄谎话遍地。

如果是这样,他应该是英雄还是什么?这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情形,我们都习以为常了,但胡文海并未丧尽天良,很自不量力地充当起了替天行道的角色,无法无天而冷血残酷地杀死了他认为的贪官污吏,在残破的法律面前自己担当起来权利救济的责任,试图弥补制度的真空,以自己的视死如归践行和谐社会的要义。”

从法庭上听众席中爆发出来的对杀人犯临终发言的掌声里,我们能够听到些什么呢?一个杀人犯竟然受到如此礼遇,反衬出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严重缺失,和人们对这种状况的极大担忧和不满。

更可怕的是,当胡文海的行为被民间传播并演义之后,这种应该被强制性制止的行为模式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同情、支持乃至效仿,进而为了降低风险走向组织化和更加残忍的地步,也就是说,会形成黑社会的泛滥和主宰社会生活进而填补权利救济制度的空缺。

这还不够让人胆战心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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